地理信息科学专业解读范例

地理信息科学专业解读范文1

关键词：区域分析与规划;教学内容;优化

中图分类号：G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47-0156-04

我校发展正在经历两次关键转型，第一次自2004年学校升格为本科院校开始直到现在仍未结束，即由专科向本科教育的转型;第二次则刚刚开始，即我国高等教育正在发生的性调整，其调整重点是将1999年大学扩招后“专升本”的600多所地方本科院校逐步转型做现代职业教育，重点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这两次转型已经并正在影响各院系的专业设置、培养方案制定和课程教学内容的调整。在与学校发展定位同步前提下，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基于原有专业基础、学强应用性和教育部地理类专业调整三方面考虑，最终确定了重点发展地理科学、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地理4个本科的发展战略，其中前三者已经招生，地理信息科学计划2015年增设。相应的专业培养方案和开设课程的教学内容也正在调整之中，《区域分析与规划》则是其中之一。

一、开设《区域分析与规划》课程的必要性

。简单讲，《区域分析与规划》是利用地理学相关理论，综合、系统地分析不同类型和尺度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并在此基础上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进行科学规划的课程。一方面，其充分体现了地理学所具有的综合性和区域性特征，对提高学生的地理理论素养和综合分析能力很有意义;另一方面，其制定的区域规划是能够有效指导国家和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实践的，充分体现了地理学的应用性，对提高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和职业技能作用很大。

开设《区域分析与规划》课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长久以来得到了地理学和城市规划学者们的一致认可。1977年恢复招生以来，中山大学和南京大学等院校经济地理专业、同济大学等建筑院校城市规划专业相继开设了《区域分析与规划》课程。。其为各个专业提供参考的三种核心课程示例方案中（见下页表1），地理科学专业的核心课程实例三、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专业的核心课程实例二、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的全部三种方案，以及城乡规划专业的核心课程示例二和三中，都涉及到了《区域分析与规划》课程，虽名称略有不同，但实质都是一样的。

随着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2005年开始招收地理科学专业本科学生，《区域分析与规划》课程的开设也逐渐提上议事日程。特别是2008年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本科开始招生，《区域分析与区域规划》作为专业方向课程被列入了培养方案，其包括理论38个学时，课内实践12个学时。紧接着，在2009级的地理科学专业培养方案中，《区域分析与规划》作为专业方向课程被安排了42个学时。2013年，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两个专业开始招生，该课程也被列入了培养方案。至此，我院的3个本科专业都开设了《区域分析与规划》课程，但由于本科总体学时的减少，以及试图打通不同专业的相同课程，目前该课程统一开设32个学时，且都属于专业模块课程。

二、《区域分析与规划》课程教材的选用

随着各高校相继开设《区域分析与规划》课程，19年和1991年西北大学陈宗兴教授等先后编写和翻译了《经济活动的空间分析》和《区域科学导论》，填补了国内区域分析研究与教学的空白。之后，中山大学魏清泉、同济大学彭震伟等也先后出版了区域分析与规划教材。1999年以后，国内陆续出版了多部关于区域分析与规划的教材，影响最大的是崔功豪、魏清泉、陈宗兴编著的《区域分析与区域规划》。其是1996年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研究内容之一，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和教育部理科地理学“九五”规划教材，由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和西北大学合作编写，并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此外，北京师范大学的吴殿廷等也相继出版了面向本科生的《区域分析与规划教程》，以及面向研究生的《区域分析与规划高级教程》。

近年来国内采用的教材主要是崔功豪等的《区域分析与区域规划（第2版）》、吴殿廷等的《区域分析与规划教程》、同济大学彭震伟的《区域研究与区域规划》，最近又增加了杨培峰等的《区域研究与区域规划》（见表2）。其中，前两者由地理学家编写且首要专业对象面向的是地理科学类专业学生，后两者主要由城乡规划学者编写且首要对象面向的是城乡规划专业学生，同时各高校也可根据自身的专业基础和培养方向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教材。但在地理类专业中，大家普遍选择的还是前两者，特别是以《区域分析与区域规划（第2版）》为主导。我院也一直选用《区域分析与区域规划（第2版）》作为教材。

三、优化后的《区域分析与规划》课程教学内容体系

由于《区域分析与区域规划（第2版）》内容更为系统和全面，因此我们主要是在其基础上讨论我们的教学内容优化问题。。

具体优化措施如下（见表3）：①“第十二章 区域产业规划布局”和“第十三章 区域基础设施规划”属于第五条原则涉及内容，其规划很多是由专门的经济、电力、交通等方面专家来参与完成，因此仅提供案例供学生课下参考与学习，不作为课堂讲授内容。②《人文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课程涉及了很多经济理论，因此与之重复的内容“第七章 区域产业结构与主导产业分析”和“第十章 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理论”不讲。③《城市地理学》、城市规划类课程涉及城镇体系规划内容，因此“第十四章 区域城镇体系规划”不讲。④地理科学专业一方面课程中有《旅游地理学》、《环境规划与管理》、《区域土地规划》，因此与旅游规划、环境规划和土地规划方面的内容不需要讲;另一方面其主要是培养中学地理教师，不强调对规划的实际操作能力，只需要了解规划并具备能力即可。⑤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一方面课程中有《旅游规划与设计》和《土地利用规划》课程，相关内容不用讲;另一方面其主要培养规划设计类应用人才，因此至少应该安排1次模拟区域规划训练。⑥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专业一方面课程中设有《生态环境规划》，“第十五章 区域生态环境规划”不需要讲;另一方面其更强调对生态环境评价与规划人才的培养，对其他类型的规划强调认知而非实际操作。⑦对各章中内容进行提炼、精简、补充和完善，特别是先修课程中已涉及内容少讲甚至是不讲，同时注意将最新的发展动态、研究成果和规划文本引入课堂。

经过上面的优化措施以后，《区域分析与区域规划（第2版）》教材仅剩下了8章内容，即第一章 绪论、第二章 区域发展的资源环境基础分析、第三章 区域发展的经济社会背景分析、第四章 区域发展的技术支持分析、第五章 区域发展的整体评价、第六章 区域优势与区域分工、第八章 区域规划及其发展、第九章 区域发展战略。在这8章内容中，实际缺少了区域规划案例部分，即没有专门的章节给学生展示具体的规划样貌，需要补充完整。优化以后的《区域分析与规划》课程由9章内容构成，各章的名称、学时和教学内容都进行了相应调整（见表4）。最终形成的教学体系由三部分构成，即区域分析部分，包括第一～四章，共14个学时;区域评价、分工和战略部分，包括第五、六和七章，共10个学时;区域规划部分，包括第九和第十章，共8个学时。

四、《区域分析与规划》课程教学内容优化的保障措施

1.《区域分析与规划》主讲教师加强交流。我院的《区域分析与规划》课程由孙中伟和王佳两位教师主讲，其中前者负责地理科学专业，后者负责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由于该课程都安排在了三年级下半学期即第六学期开设，而我院的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两个专业2013年才开始招生，因此目前还只在地理科学、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开设。两位主讲教师应该继续加强交流和研讨，以便进一步对该课程教学内容进行优化，并有效保证教学效果。

。《区域分析与区域规划（第2版）》教材编写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内容非常系统与完整，这既是其优点，也是教学中要特别注意之处。由于各院校即使是同一专业先期开设课程门类及课程教学内容的不同，导致学生在学习该课程之前所具有的地理理论基础和整体地理素养存在很大差异，而该教材的许多内容是和其他如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城市规划、生态环境规划、土地利用规划、旅游规划等课程重复的，因此就需要和相关课程主讲教师加强交流，尽可能地将教学内容错开，同时又需要形成良好的互补关系。

3.认真听取学习过该课程学生的意见。由于不同专业、不同年级学生的专业基础和素质存在较大差异，同时教学又是以提高学生的地理素养、专业技能和就业能力为目的的，因此在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和结束后，应认真听取学生对教学内容、教学进度、讲授方法、考试形式等的意见，并在科学分析基础上吸收其合理成分并加以改正。

4.适当调整该课程原有的教学方法。《区域分析与规划》课程原有的教学方法以教师讲授为主，其优点是可以充分发挥教师在该领域的知识储备优势，将尽可能多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学生，也有效保证了教学内容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其缺点是学生的能动性较差，教学效果打了一定折扣。今后将在教学方法中适当增加学生讨论和实践环节，特别是对于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学生。同时，考虑到学时减少的情况，相关环节需要增加学生课外准备与工作的时间，课堂之上以学生汇报和讲评为主。

5.有效保证教学内容调整的动态性。《区域分析与规划》课程的教学内容将会一直保持其动态性。因为其会受到不同专业培养方案的调整特别是课程设置和学时变化，教材的改动，最新研究和规划成果出现，教学效果以及教师认知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所以需要在提高教学效果特别是学生区域分析与规划素养的目标下每年进行一定程度的优化。

参考文献：

[1]地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地理学名词[M].第二版.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5，124.

[3]崔功豪，魏清泉，刘科伟.区域分析与区域规划[M].第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4]吴殿廷，乔家君，曹康，等.区域分析与规划教程[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地理信息科学专业解读范文2

[关键词]旅游地；聚居空间；研究进展；述评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6）08-0040-12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6.08.009

引言

希腊学者Doxiadis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人类聚居学”理论，指出人类聚居是“人类为自身所作出的地域安排，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其主要目的是满足人类生存的需求”[1]。中国学者吴良镛院士发展Doxiadis的聚居学思想，结合中国国情，将聚居定义为：“是人类居住活动的现象、过程和形态”[2]。1976年，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召开的第一次人类住区国际会议正式接受了人类聚居的概念。聚居既是一种空间现象，也是一种复杂的经济、文化现象和发展过程。

旅游地是典型的人地关系相互作用的特殊区域，旅游成为现代社会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正在不可逆转地改变着聚居空间演变进程。随着人类旅游活动影响范围和强度的增加，聚居空间逐渐外向化并融入所在的旅游空间。聚居空间的演变过程是深入理解旅游地人居环境系统演变机理与社会的关键所在[3-5]。因而，聚居空间构成了解读旅游地转型的重要和独特视角。 。。这在一定程度上将揭示旅游地聚居现象、过程及形态背后所涵盖的本质特征与地域规律，为我国不同地域环境下人居环境建设与空间提供一定的参考。

通过系统梳理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Tourism Geographies、Environment and Planning、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Journal of Rural Studies、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城市规划》《地理学报》《地理研究》《地理科学》《旅游学刊》等国内外核心期刊的98篇相关文献发现，旅游地聚居已成为地理学、人居环境学、社会学等研究的热点。。

1 旅游地聚居空间演化的过程

旅游地聚居空间演化经历外部扩展和内部重组双重过程，分别以“增生”和“替代”的方式重构聚居空间。经历从非旅游功能向旅游功能转型，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

1.1 聚居空间从非旅游功能向旅游功能转型

Nepal研究了昆布Namche Bazaar村的个案，分析发现：聚居地面积不断向外扩展、传统住房向旅游功能转型[18]。Nepal根据发展阶段、住房历史、聚居地规模、经济功能（依附于旅游或农业程度）、参与旅游程度、聚居点旅游区位优势等，对受旅游影响的聚居地进行分类，识别了安纳布尔那山地区5种类型的聚居空间，这些聚居空间已经历了几次转型，即从农牧村落到季节性旅游中心再到永久聚居地转型[4]。王茵茵等以大理喜洲镇为例，分析了旅游促进传统农业村落向旅游小城镇演变的进程[19]。席建超等分析了野三坡旅游村镇土地利用的演变过程，结果显示：传统乡村功能解构和村庄“旅游化”过程相伴而生，从单一的村民居住型用地逐步向满足旅游者需求的住宿、购物、餐饮、娱乐等复合型用地转变[20-21]。

1.2 聚居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空间分异特征

1.2.1 湖泊型旅游地聚居空间沿岸线逐渐递减

Dahms研究了多伦多安大略休伦湖乔治亚湾，发现湖区沿岸分布着大量别墅，并伴有游艇码头、退休社区、分时度假公寓和露营地[22]。其中Creemore、Meaford 和Thornbury等宜人的旅游社区沿河流和港口布局，Wasaga Beach 是安大略最古老农舍社区，而Midland和 Collingwood 是当地重要的中心地。Schnaiberg等分析了威斯康辛州韦勒斯县主要湖区聚居空间分布特征[3]：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游憩活动增加，超过50%的新住宅小区沿湖岸被建成，中等规模的居住区离岸线不超过100 m，60.9%居住地位于岸线100m，69.9%居住地位于岸线200m。Winkler分析了布雷纳德湖区，该湖区吸引了旅游者、第二居所业主和退休移民等群体[23]。31%的住房主要被用来季节性居住和游憩居住。聚居空间呈现湖区旅游聚居、郊区聚居、工业小镇聚居、远离湖区的乡村聚居的空间分异特征。

1.2.2 山岳型旅游地聚居空间呈现水平和垂直尺度扩张

Nepal研究发现安纳布尔那山聚居空间呈现水平和垂直尺度扩张，聚居布局遵循徒步旅行线路扩张模式，服务导向聚居地超过了农业或贸易聚居地[4]。呈现核心-边缘等级结构特征，核心区旅游住宿设施占所有住宿设施的63%。Pawson等研究发现，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量游客涌入尼泊尔昆布地区，南奇镇因旅游建设推动了城镇快速增长，而远离珠穆朗玛峰的村落逐渐萎缩[24]。Yin和Muller揭示了萨米特县山地滑雪旅游地新的聚居空间呈现水平尺度扩张[25]。Silberman和Rees运用GIS模型，以落基山脉395山区聚居地为对象，识别了受到滑雪度假胜地影响的24个聚居地，呈现以滑雪度假地为中心向扩张[26]。

1.2.3 村镇旅游地聚居空间沿道路线性布局、接近游憩宜居环境区域

Glibert在1930年代最早发现旅游发展正在改变英国海滨城镇聚居空间的形态，形成新的具有众多特征的海滨旅游小镇[27]。Kuentzel和Ramaswamy测度了佛蒙特州斯托每年的度假住房和永久住房数量[28]。斯托镇永久住房年增长率相对稳定，而季节性住房在过去51年内呈现快速增长。Muller等分析了鲁特县小城镇，发现29%的住房单元属于空置房或第二居所，39%住房住户为非当地居民[29]。Baski和Wesolowska调查了波兰卢布林2627户居民，发现聚居空间呈现明显的空间极化过程[30]。东部卢布林城市居住单元面积从1970年的50.2m2增至2002年的85m2。传统聚居空间主要围绕在卢布林城市30km范围内的区域，新的聚居空间沿主要交通线路附近和自然环境优美的旅游区。陈志钢和保继刚发现阳朔县1999年以前属于自然状态下的蔓延式扩展阶段，1999年以后则为旅游影响下的飞地式扩展阶段[31]。张译丹跟踪调研大理州双廊镇，认为聚居空间向扩展，但呈现无序开发和非理性发展状况[32]。杨俊等采用元胞自动机模型模拟与预测了三坡镇，发现：2005―2010年研究区城镇增长主要围绕现有镇区范围扩展；2010―2015年主要城镇增长区位于镇内距离景区较近的苟各庄村附近，其他区域则保持相对平稳状态[33]。

1.2.4 保护区聚居空间呈现圈层扩张

Gude等采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定量测度了大黄石生态系统聚居空间增长速度[34]。从1970―1999年，案例地人口增长58%，而支撑聚居发展的用地增长了350%。20世纪以来，选择在肥沃土地和临水自然环境优美区域的居住比重占主导。Radeloff等编制了详细住房增长空间数据，定量分析了美国荒野地区、国家公园和国家森林公园等保护区聚居空间增长过程[5]。研究结果表明：1940―2000年，自然保护区50km范围内，建有2800万套住房，在国家森林公园内建有94万套住房。Mockrin等使用了聚类分析和GIS空间分析技术，分析了自从1940年以来，美国北方森林公园区域内及其周边地区聚居发展模式和分布特征[35]。研究发现：建立在旅游基础上的服务经济引起了当地聚居空间的变化，增长区域主要集中在接近城市和拥有丰富自然环境的区域。

1.3 利用主体聚居面临着分化重组的分布格局

旅游的活力在于外来投资与人口的进入，这种流动性导致社区内部相对同质，而社区与社区之间相对异质的分布格局，由“同质同构”向“异质异构”转变，推动了聚居空间的重构[36]，且往往与当地社区发生较大冲突[37]。体现了大量中产阶级的注入改变了旅游地原本的阶层结构，在空间上存在明显分 层[38]。Dredge认为旅游发展影响了许多城镇的增长或衰落[39]，形成了Macquarie湖区西部旅游社区经济繁荣，而东部存在大量的与世隔绝的村庄[40]。旅游业发展使得中产阶级居住的邻里地区转化成为一个相对富裕和专有区域的过程[41-42]。Winkler研究得出布雷纳德湖区富有居民居住在湖区周围，中产阶级居住在Baxter或远离湖区村镇，贫困群体居住在工业区[23]。环境存在导致贫穷并没有减缓，而发生社区的置换和过滤[43]。Park和Pellow对阿斯彭研究发现：财产价值为富有的阿斯彭人提供了环境，造成了富有居民、低收入居民、少数民族居民的空间隔离，低收入和少数民族群体居住在峡谷末端[44]。Cloke等指出城市中产阶级向乡村迁移，寻求居住与休闲空间，造成乡村地区的住房紧张与原居民的搬迁[45]。富有群体能够担负得起居住在环境富集区，而贫困群体选择相对偏远地区[46]。谭瑾和王晓艳分析发现旅游影响下知子罗怒族村寨经历了空间置换过程[47]。李鑫和张晓萍认为古镇居民生活空间置换成了旅游空间和商业空间[48]。何深静等发现广州小洲村先期迁入的艺术家群体正在被付租能力更强的学生群体逐渐替换，聚居空间形成了挤占、分割。同时，当地居民通过积极的寻租行为，推动聚居空间的重构[49]。刘俊和楼枫烨发现案例社区在旅游大开发过程中日益边缘化的趋势难以改 变[50]。张焕指出舟山群岛部分人居环境空心化现象日益突出[51]。陶伟和徐辰研究发现平遥外来资本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聚居空间扩展和置换能力，社会资本造成了当地居民的社会分层[52]。

2 旅游地聚居空间演化的理论解释

国内外关于逆城市化、旅游城市化和流动性转型等理论为旅游地聚居空间系统重构提供了理论线索。

2.1 逆城市化理论

尽管逆城市化研究较多关心城乡流动结果，但旅游在第三世界国家效应相似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逆城市化。城乡关系变化主要表现在聚居模式变化和空间重构[28]、容纳服务业增长的乡村空间重 组[53]。Mitchell认为逆城市化体现2个方面：从城市到田园乡村的人口流动以及带来的聚居系统变 化[38]。逆城市化过程既是移民过程也是聚居空间变化过程。逆城市化的研究除了集中在人口流动外，还集中在乡村空间绅士化[57]、环境移民和生活方式移民等[58-59]。逆城市化研究从传统的功能主义观点（构成、模式、形态）向人文主释演进（历史、政治、社会和文化因素重塑聚居系统）转型。

（1）功能主义观点。提供了聚居地演化、扩张过程以及空间形态变迁的解释[60]。20世纪90年代以来，旅游需求和环境移民不断增强[61]。这种需求导致了田园乡村人口和住房的去中心化、住宅数量增长、住宅分散化模式、区域分异和等级结构[62]。新增住宅包括了第二居所、旅游住宿设施、别墅等，形成了由旅游主导的聚居空间模式。

（2）人本主义观点。人文主义观点有助于理解复杂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过程影响聚居空间出现和发展，主要涉及变化、过程和空间，乡村聚居受到居民的感知和决策影响[62]。空间转型导致不同类型马赛克空间和景观出现，如无地方性的空白空间，介于旅游、居住和其他社会行为之间的旅游空间，排他性旅游消费阶层专属空间[63]。。

2.2 旅游城市化

旅游城市化导致聚居空间扩张。在欧洲，旅游一直是许多聚居区发展的主导因素，被看作是城市化过程的重要推手[]。旅游导致了以前乡村地区的城市化，促使欠发达地区的聚居功能和特征发生根本性的改变[24]。。Yin和Muller通过聚居密度化过程研究解释旅游城镇化形成过程[25]。陈志钢和孙九霞对日照市乡村非农化建设中的旅游化现象进行典型案例研究[69]。李亚娟等研究发现北京市边缘区乡村旅游地旅游城市化进程主要表现在以旅游用地的递增、耕地面积的缩减和宅基地的流转为特征的土地非农化，以乡村人口的外流和乡村聚落的社区化为特征的社会结构解体化等[70]。黄震方等指出旅游城市化是旅游区非城市人口向城市转移和聚集，并探讨了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旅游城市化、旅游城市化现象与旅游资源环境保护问题[71-72]。葛敬炳等认为旅游城市化是旅游作为推动城市化的一种动力，将旅游城市化分为资源驱动型、经济驱动型、综合驱动型等不同类型[73]。朱f和贾莲莲辨析了“旅游城市化”和城市“旅游化”的异同[74]。李志飞和曹珍珍对近50年来国内外学者在旅游引导新型城镇化方面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学术界在此领域的研究集中在4个方面：发展特征与动力机制、发展模式与路径、效应与影响、管理与决策[75]。旅游引导新型城镇化是特色城镇化的重要途径，有力地促进了城镇化水平和质量提升，在不同程度上导致旅游地聚居空间的景观变化、新居民迁入和土地利用等变化。高品质集约发展的诉求为旅游地聚居空间发展带来了旅游地新发展模式[75-77]。

2.3 流动性转型理论

尽管逆城市化理论研究为聚居空间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支撑，但逆城市化研究强调了人口从城市流向乡村的单向流动过程，掩盖了城市和乡村之间流动性的复杂性。Milbourne指出较多学者专注于长距离的城市到乡村的流动性研究，导致了其他类型流动性研究被边缘化[78]。例如，乡村地域内部流动性研究、乡村与乡村之间的流动性、基于乡村聚落等级向上的流动性。这些居住流动性研究有助于理解旅游地住房市场、当地住房需求或新房的潜在需求，而不是仅仅单向的城市向乡村的移民。。文章重点讨论了案例地爱尔兰基尔代尔、南蒂珀雷里郡、克莱尔3个县，探索居住流动性这一维度对旅游地聚居空间重构过程的影响。流动性涉及逆城市化、农村向农村的迁移、当地内部流动性。许多偏远地区增长可以归因于宜居的自然环境，吸引人们（如移民、季节性居民、和/或游客）观光旅游和户外游憩[80-83]。杨钊和陆林认为异地购房往往是生活方式移民和退休移民的先兆，消费导向旅游移民已初显端倪[84]。张骁鸣和保继刚提出了西递村旅游发展对乡村外出劳动力向原社区回流并参与非农产业生产现象的社会经济解释[85]。饶勇认为旅游导致外来精英劳动者迁入，往往造成本地社区边缘化[86]。

3 旅游地聚居空间演化的驱动机制

3.1 聚居空间演化的宏观机制

旅游地聚居空间演化的驱动机制取决于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30]。可进入性和宜居环境是独特聚居模式的重要要素[18]。大量的社会和文化变化对聚居系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变化包括一系列的因素：人口变化（例如老龄化、住房结构变化等）；生产和消费模式变化；现代技术，特别是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的提高[87-88]。Gude等分析了大黄石生态系统生态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对乡村聚居发展模式的影响程度[34]。聚居模式主要受农业适宜性、交通和服务设施、自然环境舒适度、过去开发模式、附近小城镇的经济和游憩特征等因素影响。Gkartzios和Scott分析了聚居空间重构的原因涉及：经济需求――在目的地的经济原因（便宜的住房、低的生活成本、就业机会）；社会和自然特性――社会因素（如更好地培养小孩、生活质量、没有犯罪）和自然因素（如旅游环境质量较高、较少拥挤）；区位――强调区域或住房区位（如接近工作地点、交通线路或亲朋好友等）；住房特征――住房因素（更大面积住房、更好住房或配套设施，建设或购买自己的住房）；家庭构成的变化――如结婚、离婚等[79]。驱动机制呈现3个阶段的特征：自然资源约束、交通扩张、自然舒适度的追求[34]。

早期的农业社会聚居空间较多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最初，农业社区是典型短距离型社会，聚居空间主要集中在村镇服务中心及其腹地。土地利用为聚居空间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承载空间，土地利用在调节和控制聚居空间发展中起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中，传统聚居空间最明显地受制于土地质量和农业适宜性[]。今天，自然因素逐渐减弱，社会经济因素（农业改革和人口移动过程）重塑聚居系统的空间结构过程增强。乡村聚居空间结构受到交通可达性和路网密度的影响[90]，相对于大都市区的区位[91]，基础设施的提供[30]，土地价格、法律约束等[92]。

旅游是聚居空间增长和扩展的主要驱动力。旅游影响聚居系统社会、经济和空间特征。宏观经济和社会条件是居住变化的重要条件，旅游环境是旅游地居住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引致社区季节性和长期居住空间发展的最重要的诱因[93-95]。吸引游客的社区也进一步吸引了永久居民居住和居住投 资[93]。McGranahan研究发现：自然舒适度较高区域往往也是游憩活动集聚区域[80]。特定的宜居环境将导致聚居价格差异化[43，96]。Dredge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了澳大利亚麦加里湖，认为旅游影响该地区聚居模式；反之，聚居地社会、经济和空间动力也塑造旅游发展机会和发展模式[39]。Kuentzel和Ramaswamy研究了1950―2001年美国旅游发展、净移民和聚居发展的关系[28]。宜居的乡村社区鼓励旅游者的聚居/居住迁移，表明旅游发展与移民和居住发展呈正相关关系。Nepal研究发现：聚居空间和住房类型的增长由旅游者流动性及其需求所主导，而不是乡村聚居空间传统功能决定的[18]。Biagi等通过对居住特征和旅游宜居环境等系列解释变量，分析旅游对住房市场的住房价格或租金的影 响[97]。席建超等分析了三坡镇旅游用地的驱动机制，发现外部旅游市场需求拉动、市场主体的理性选择和干预与等成为旅游城镇用地演变的主要动力[21]。杨俊等主要考虑两种演化动力，一是受地形条件影响，二是受旅游因子影响[33]。李亚娟等指出独特的旅游资源禀赋、便利的旅游区位导向、广泛的旅游支持和多元化的产业经济背景等是重要因素[70]。

微观尺度自然环境也影响聚居空间选择。Schnaiberg等采用住房密度作为因变量，设置4组自变量[3]。第一组自变量水质环境包括：湖区颜色、浑浊度、碱度和叶绿素；第二组变量为湖面面积；第三组变量是岸线特征，主要是土地覆盖和植被（湿地）；第四组变量为社会变量：土地权属（公有、私有）、可进入性（旅行成本）。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研究发现：湖区聚居开发密度主要受到湖区面积、可进入性（旅行成本）影响，湿地面积、公有土地面积比重也产生一定影响。Silberman和Rees选择年降雪量、潜在的滑雪季节、距国家森林公园距离、可达性指数、滑雪区距最近聚居地距离，分析了聚居空间区位选择[26]。

3.2 利用主体微观行为响应机制

不同利用主体在聚居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对聚居空间重构过程起到重要的作用。旅游者、环境移民、房地产开发商、旅游投资商等，是住房设计、住房质量、聚居规模和形态变化的主要驱动力[98]。Gill根据住房权属关系、居住时间和住房类型，对住房市场利益主体进行了划分，包括：服务部门的住户（含零售和建筑工人）、当地企业家和专业技术人员住户、宜居环境寻求者住户、周末旅行者4种类型[99]。Biagi等认为在旅游目的地存在大量的行为主体，涉及需求（当地居住使用者、投资者、租赁者和第二居住所有者）、供给和调节者（银行、当地）、供给者（开发商）[97]。Muller等认为度假社区正在吸引新的群体，包括游客、长距离的通勤者、退休人员、第二居所业主和服务从业人员[29]。Yin和Muller指出滑雪度假区和其他游憩山区创造了大量旅游就业，但大部分工作岗位是兼职或季节性的[25]。

不同利益主体或个体决策影响了聚居区位变迁。其中，旅游者仍然是聚居空间变迁的主导因 素[18]。此外，涉及当地企业的社会经济地位、土地利用决策、不断变化的家庭结构、部门与非部门。早期的聚居地主要受到当地地主和富有的企业家，以及他们的社会和政治网络影响[4]。人口流入旅游地归因于一系列因素，包括生活方式移民、退休移民、福利移民（主要是便宜的生活成本等因素）和度假移民[100-101]。Yin和Muller识别了山地滑雪旅游地服务人员、分时公寓所有者、第二居所所有者等利用主体，采用多主体模型，从不同利益主体或个体区位决策角度，调查了住房密度变化的动力机制[25]。许多美国退休人员、企业家、追求小镇生活方式和适宜的乡村自然环境的迁移者[102-103]。游憩生活渴望和不断增长的空间流动，导致资源利用的竞争进一步加剧[104]。Dahms指出乔治亚湾环境吸引了大量退休人员、农舍、住宅和分时度假别墅的所有者或租赁者[22]。Nepal识别了6个因素来解释聚居空间的变化[18]，即早期来自夏尔巴人的移民、地方经济和服务中心的发展、登山者和徒步旅行者、来自珠峰低山地区季节性劳工移民、部门。“先锋农户”和“精英”的示范效应在乡村旅游化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69]。席建超研究发现苟各庄乡村聚落空间扩展隐含深层次原因，主要是、农户、资源、市场等相互作用的结果，渐进式介入和农户行为等要素在个体和群体间相互影响[20]。

4 旅游地聚居空间演化社会效应

聚居空间变迁是透视旅游地社会转型的重要维度之一。随着旅游从业者、旅游移居者、游客 等的大量涌入，他们试图将原有的封闭式生活空间、社区公共空间转变为开放式消费空间[105]。随着不同社会群体对稀缺的住房区位的竞争，他们之间相互影响对度假区产生了累积效应。围绕社会效应的辩论，主要集中在住房负担能力[106]和乡村绅士化等[54、56]。涉及是谁的空间问题（住房为当地或是新来者）[107]、提供或抵制新住房发展的社会冲突[108]。

4.1 社会关系网络变迁

聚居空间变迁不仅会反作用于居民对旅游从业者、旅游移居者和游客的态度，而且还能深入影响居民对社区的情感倾向和行为表现，集中体现为地方认同和社会凝聚力的社会关系动态变化过程。Lynch对英国乡村家庭旅馆中主人对空间的使用以及空间利用体现出的主客关系开展了一些开创性的研究[109]。不断度假和旅游服务的需求增加，吸引了大量旅游及其相关产业就业增加，冲破了传统社会关系网络结构[97]。住房是家庭过稳定生活最为重要的因素[23]。买房太贵，租房质量较差，导致房东和房客关系紧张。旅游房地产造成外地游客和本地居民对聚居空间利用的分异，形成不同社会关系网络，体现了功能和权力的分割[110]。第二居所深刻影响着迁移者的社会关系、地方依恋与身份感 知[111-112]，社会空间的主体与关系网络呈现出了旅游开发前后的不同[113]。彭丽娟等指出在空间上游客旅游区与古村落建成区重叠，形成游客与居民对有限空间的争夺[114]。李王鸣等分析了杭州西湖龙井村在“景”“村”双重属性作用下土地使用、社会网络关系等方面的演变特征[115]。汪永青和陆林研究发现：大量的旅游者侵占了旅游地居民生活空间，造成旅游者同居民在空间上的冲突[116]。

[3] Schnaiberg J， Riera J， Turner M， et al. Explaining human settlement patterns in a recreational lake district： Vilas County， Wisconsin[J].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02， 30（1）： 24-34.

[4] Nepal S. Tourism and rural settlements Nepal’s Annapurna region[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7， 34（4）： 855-875.

[5] Radeloff V， Stewart S， Hawbaker T， et al. Housing growth in and near United States protected areas limits their conservation value[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0， 107（2）： 940-945.

[6] Zhang Xiaolin. Rural Spatial System and its Evolution： A Case Study of South of Jiangsu Province[M]. Nanjing：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1999： 55-85. [张小林. 乡村空间系统以及演变研究：以苏南为例[M].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55-85. ]

[7] Wu Mingwei， Wu Xiao， Cheng Maojie. The Morphology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Context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Jiangsu Province[M]. Nanjing：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2005： 102-135. [吴明伟， 吴晓， 程茂吉. 我国城市化背景下的流动人口聚居形态研究――以江苏省为例[M].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5：102-135. ]

[8] Li Bohua， Zeng Juxin， Hu Juan. Progress and prospects on the research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J]. Geography and Geo-Information Science， 2008， 24（5）：70-73. [李伯华， 曾菊新， 胡娟. 乡村人居环境研究进展与展望[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08， 24（5）： 70-73. ]

[9] Lei Zhendong. Integ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Guanzhong[M]. Nanjing：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2009： 222-245. [雷振东. 整合与重构：关中乡村聚落转型研究[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9： 222-245. ]

[10] Li Xueming.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y[M].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0： 13-45. [李雪铭. 地理学视角的人居环境[M].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0：13-45]

[11] Wang Chuansheng， Sun Guiyan， Zhu Shanshan. The main progress on the spatial evol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the western mountainous areas[J]. Human geography， 2011， 121（5）： 9-14. [王传胜， 孙贵艳， 朱珊珊. 西部山区乡村聚落空间演进研究的主要进展[J]. 人文地理， 2011， 121（5）： 9-14. ]

[12] Zhao Wanmin. Study of Settlement Space in Bayu Ancient Town[M]. Nanjing：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2011：35-58. [赵万民. 巴渝古镇聚居空间研究[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1：35-58. ]

[13] Ma Xiaodong， Li Quanlin， Shen Yi. The form and its regional types of rural settlement in Jiangsu Province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2， 67 （4）： 516-525. [马晓冬， 李全林， 沈一. 江苏省乡村聚落的形态分异及地域类型[J]. 地理学报， 2012， 67（4）： 516-525. ]

[14] He Renwei， Chen Guojie， Liu Shaoquan，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and the trend of rural settlement in China [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2， 31 （8）： 1055-1062. [何仁伟， 陈国阶， 刘邵权， 等. 中国乡村聚落地理研究进展及趋向[J]. 地理科学进展， 2012， 31（8）： 1055-1062. ]

[15] Zhang Wenzhong， Chen Li， Yang Yizhao. Research progress of in human settlement evolution[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3， 32（5）： 710-721. [张文忠， 谌丽， 杨翌朝. 人居环境演变研究进展[J]. 地理科学进展， 2013， 32（5）： 710-721. ]

[16] He Yanhua， Zeng Shanshan， Tang Chengli， et al. Rural settlement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in the central region of China[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3， 68 （12）： 13-1656. [贺艳华， 曾山山， 唐承丽， 等. 中国中部地区农村聚居分异特征及形成机制[J]. 地理学报， 2013， 68（12）： 13-1656. ]

[17] Yang Xingzhu， Wang Qun. The quality evaluation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s and effect analysis in the Southern Anhui tourism area[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3， 68 （6）： 851-867. [杨兴柱， 王群. 皖南旅游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及影响分析[J]. 地理学报， 2013， 68（6）： 851-867. ]

[18] Nepal S. Tourism and remote mountain settlements： Spatial and temporal development of tourist infrastructure in the Mt Everest region， Nepal[J]. Tourism Geographies， 2005， 7（2）： 205-227.

[19] Wang Yinyin， Cui Ling， Chen Xiangjun.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towns under the tourism influence to the small town： Dali City as an example[J]. Huazhong Architecture， 2013， 31 （4）：156-160. [王茵茵， 崔玲， 陈向军. 旅游影响下村落向小城镇形态演变特征分析――以大理市喜洲镇为例[J]. 华中建筑， 2013， 31（4）： 156-160. ]

[20] Xi Jianchao， Zhao Meifeng， Ge Quansheng. The micro-scale analysis of rural settlement land use pattern： A case study of Gouge Village of Yesanpo Scenic Area in Hebei province[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1， 66 （12）： 1707-1717. [席建超， 赵美风， 葛全胜. 旅游地乡村聚落用地格局演变的微尺度分析――河北野三坡旅游区苟各庄村的案例实证[J]. 地理学报， 2011， 66（12）： 1707-1717. ]

[21] Xi Jianchao， Zhao Meifeng， Wang Kai， et al. Land use evolution of growth tourism-town from 1986 to 2010： A case study of Sanpo town in Yesanpo tourism attraction in Hebei province[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3， 32（1）： 1-19. [席建超， 赵美风， 王凯， 等. 1986-2010年成长型旅游小镇用地演变格局――河北野三坡旅游区三坡镇的案例实证[J]. 地理研究， 2013， 32（1）：1-19. ]

[22] Dahms F. Settlement evolution in the arena society in the urban field[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998， 14（3）： 299-320.

[23] Winkler R. Living on lakes segregated communities and inequality in a natural amenity destination[J].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2013， 54（1）： 105-129.

[24] Pawson I， Stanford D， Adams V， et al. Growth of tourism in Nepal's Everest region： Impact on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and structure of human settlements[J]. Mounta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1984， 4（3）： 237-246.

[25] Yin L， Muller B. Urbanization and resort regions： Creating an Agent-Based Simulation of housing density in “Ski County”[J]. Journal of Urban Technology， 2008， 15（2）： 55-75.

[39] Dredge D. Leisure lifestyles and tourism： Socio-cultural， economic and spatial change in Lake Macquarie[J]. Tourism Geographies， 2001， 3（3）： 279-299.

[40] Johnson K， Beale C. The recent revival of widespread population growth in nonmetropolitan areas of the United States[J]. Rural Sociology， 1994， 59（4）： 655-667.

[41] Gotham K. Tourism gentrification： The case of new Orleans’ Vieux Carre[J]. Urban Studies， 2005， 42（7）： 1099-1121.

[42] Hines J. Rural gentrification as permanent tourism： The creation of the New West Archipelago as postindustrial cultural space[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010， 28（3）： 509-525.

[43] Nelson B. Rural restructuring in the American West： Land use， family and class discourses[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1， 17（4）： 395-407.

[44] Park L， Pellow D. The Slums of Aspen： Immigrants vs. the Environment in America’s Eden[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1： -102.

[45] Cloke P， Phillips M， Thrift N. The New Middle Classes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s of Rural Living[A] //Butler T， Savage M. Social Change and the Middle Classes[M]. London： UCL Press， 1995：12.

[46] Jordan B. A Theory of Poverty and Social Exclusion[M]. Oxford：Wiley-Blackwell， 1996：45.

[47] Tan Jin， Wang Xiaoyan. Reconstruction of ethnic community under the replacement of space： Based on the filedwork in Zhiziluo Village， Fugong Town[J]. Journal of Guizhou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 2012， 30（5）： 106-110. [谭瑾， 王晓艳. 空间置换下的民族社区重塑――基于云南省福贡县知子罗村的田野考察[J]. 贵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 30（5）： 106-110. ]

[48] Li Xin， Zhang Xiaoping. On the relation and impact of tourism destination’s partial commoditization and the replacement of the locals’ living space in old towns[J]. Tourism Research， 2012， 4（4）： 25-31. [李鑫， 张晓萍. 试论旅游地空间商品化与古镇居民生活空间置换的关系及影响[J]. 旅游研究， 2012， 4（4）： 25-31. ]

[49] He Shenjing， Qian Junxi， Xu Yuxuan， et al.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of rural gentrification amidst rapid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Xiaozhou Village， Guangzhou[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2， 67（8）： 1044-1056. [何深静， 钱俊希， 徐雨璇， 等.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乡村绅士化的时空演变特征[J]. 地理学报， 2012， 67（8）： 1044-1056. ]

[50] Liu Jun， Lou Fengye. On the marginalization of ethnic minority community under the backdrop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Liupan Li nationality resettlement area， Sanya， Hainan[J]. Tourism Tribune， 2009， 25（9）： 44-50. [刘俊， 楼枫烨. 旅游开发背景下世居少数民族社区边缘化：海南三亚六盘黎族安置区案例[J]. 旅游学刊， 2009， 25（9）： 44-50. ]

[51] Zhang Huan . Economic context of marine living environment of the island hollow and countermeasures： Take Zhoushan islands as an example[J]. Architecture & Culture， 2012， 9（6）： 91-93. [张焕. 海洋经济背景下海岛人居环境空心化现象及对策――以舟山群岛新区为例[J]. 建筑与文化， 2012， 9（6）： 91-93. ]

[52] Tao Wei， Xu Chen. The influence and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capital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sidents' occupations in tourism destination Pingyao[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3， 32（6）： 1143-1154. [陶伟， 徐辰. 旅游地居民职业转换中社会资本的影响与重塑――平遥案例[J]. 地理研究， 2013， 32（6）： 1143-1154. ]

[53] Butler R， Hall C， Jenkins J. Tourism and Recreation in Rural Areas[M]. Chichester： Wiley， 1998：25-36.

[54] Phillips M. Other geographies of gentrification[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4， 28 （1）： 5-30.

[55] Smith D， Holt L. Lesbian migrants in the gentrified valley and other geographies of rural gentrification[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5， 21（3）： 313-322.

[56] Stockdale A. The diverse geographies of rural gentrification in Scotland[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0， 26（1）： 31-40.

[57] Stockdale A， Findlay A， Short D. The repopulation of rural Scotland： Opportunity and threat[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0， 16（2）： 243-257.

[58] Dam F， Heins B. Lay discourses of the rural and stated and revealed preferences for rural living： Some evidence of the existence of a rural idyll in The Netherlands[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2， 18（4）： 461-476.

[59] Curran N. The turning tide： Amenity migration in coastal Australia[J]. International Planning Studies， 2008， 13（4）： 391-414.

[60] Cowie W. Towards a normative concept of settlement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theoretical and conceptual problems in the “Lower Limb”[J]. Geoforum， 1983， 14（1）： 55-73.

[61] Hall C， Müller D. Tourism， Mobility， and Second Homes： Between Elite Landscape and Common Ground[M]. Bristol： Channel View Publications， 2004：16.

[62] Spencer D. Counterurbanisation： The local dimension[J]. Geoforum， 1995， 26（2）： 153-173.

[63] Torres R， Momsen J. Gringolandia：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tourist space in Mexico[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05， 95（2）： 314-335.

[] Cohen E. Toward a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tourism[J]. Social Research， 1972， 39（1）： 1-182.

[65] Mullins P. Tourism urbaniz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91， 15（3）： 326-342.

[66] Mullins P. Class relations and tourism urbanization： The regeneration of the petite bourgeoisie and the emergence of a new urban form[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94， 18（4）： 591-608.

[67] Gladstone D. Tourism urban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J]. Urban Affairs Review， 1998， 33（1）： 3-27.

[68] Lu Lin， Ge Jing-bing. Reflection on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tourism urbanization[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6， 25（4）： 741-750. [陆林， 葛敬炳. 旅游城市化研究进展及启示[J]. 地理研究， 2006， 25（4）： 741-750. ]

[69] Chen Zhigang， Sun Jiuxia. Dynamic mechanism of the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he urban fringe[J].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cnce Edition）， 2007， 28（3）： 206-209. [陈志钢， 孙九霞. 城市边缘区乡村旅游化动力机制分析[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7， 28（3）： 206-209. ]

[70] Li Yajuan， Chen Tian， Wang Jing， et al. Research on the tourism urbanization process of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 in metropolitan fringe： A case of Beijing City[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3， 23（4）： 162-168. [李亚娟， 陈田， 王婧， 等. 大城市边缘区乡村旅游地旅游城市化进程研究――以北京市为例[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3， 23（4）： 162-168. ]

[71] Huang Zhenfang. Study on tourism urbanization and tourist resources environment protection in economy developed region： A case study of metropolitan interlocking region in Yangtze River Delta[J]. Human Geography， 2001， 16（5）： 53-57. [黄震方. 发达地区旅游城市化现象与旅游资源环境保护问题探析：以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为例[J]. 人文地理， 2001， 16（5）： 53-57. ]

[72] Huang Zhenfang， Wu Jiang， Hou Guolin. Preliminary probing into tourism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metropolitan interlocking region in Yangtze River Delta[J].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Yangtze Basin， 2000， 9（2）： 160-165. [黄震方， 吴江， 侯国林. 关于旅游城市化问题的初步探讨：以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为例[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00， 9（2）： 160-165. ]

[73] Ge Jingbing， Lu Lin， Ling Shanjin.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of Lijiang City[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09， 29（1）： 134-140. [葛敬炳， 陆林， 凌善金. 丽江市旅游城市化特征及机理分析[J]. 地理科学， 2009， 29（1）： 134-140. ]

[74] Zhu Hong， Jia Lianlian. The form of urban tourism based on the tourism urbanization[J]. Economic Geography， 2006， 26（1）： 151-155. [朱f， 贾莲莲. 基于“旅游城市化”背景下的城市“旅游化”： 桂林案例[J]. 经济地理， 2006， 26（1）： 151-155. ]

[75] Li Zhifei， Cao Zhenzhu. Tourism-oriented new urbanization： A multi-dimensional comparative study[J]. Tourism Tribune， 2015， 30（7）： 16-25. [李志飞， 曹珍珠. 旅游引导的新型城镇化： 一个度的中外比较研究[J]. 旅游学刊， 2015， 30（7）： 16-25. ]

[76] Lin Feng. Tourism- oriented New- type Urbanization[M]. Beijing： China Travel & Tourism Press， 2013： 136-155. [林峰. 旅游引导的新型城镇化[M]. 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 2013： 136-155. ]

[77] Yu Fenglong， Huang Zhenfang， Cao Fangdong， et al. Influence of China’s urbanization on tourism economic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 2014， 29（8）： 1297-1309. [余凤龙， 黄震方， 曹芳东， 等. 中国城镇化进程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J]. 自然资源学报， 2014， 29（8）： 1297-1309. ]

[78] Milbourne P. Re-populating rural studies： Migrations， movements and mobilities[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7， 23 （3）： 381-386.

[79] Gkartzios M， Scott M. Residential mobilities and house building in rural Ireland： Evidence from three case studies[J]. Sociologia Ruralis， 2010， 50（1）： -84.

[80] McGranahan D. Natural Amenities Drive Rural Population Change[R].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 1999：5.

[81] Deller S， Tsai T， Marcouiller D， et al. The role of amenities and quality of life in rural economic growth[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1， 83（2）： 352-365.

[82] Williams A， Hall C. Tourism and migration： New relationships between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J]. Tourism Geographies， 2000， 2（1）： 5-27.

[83] Johnson K， Beale C. Nonmetrorecreation counties： Their identification and rapid growth[J]. Rural America， 2003， 17（4）： 12-19.

[84] Yang Zhao， Lu Lin. A preliminary study on research system and methods of tourism migration[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8， 27（4）： 949-962. [杨钊， 陆林. 旅游移民研究体系及方法初探[J]. 地理研究， 2008， 27（4）： 949-962. ]

[85] Zhao Xiaoming， Bao Jigang.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return migration of rural labor force： Case study on Xidi Village[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09， 29（3）： 360-367. [张骁鸣， 保继刚. 旅游发展与乡村劳动力回流研究――以西递村为例[J]. 地理科学， 2009， 29（3）： 360-367. ]

[86] Rao Yong. Elite labor immigration and marginalization of local community in tourism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Sanya City， China[J]. Tourism Tribune， 2013， 28（1）： 46-53. [饶勇. 旅游开发背景下的精英劳动力迁入与本地社区边缘化――以海南三亚为例[J]. 旅游学刊， 2013， 28（1）： 46-53. ]

[87] Knox P. Urban Social Geography： An Introduction[M]. Essex： Longman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1993： 45-67.

[88] Bell M. Understanding Internal Migration[M].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1996： 33-39.

[] Sevenant M， Antrop M. Settlement models， land use and visibility in rural landscapes： Two case studies in Greece[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7， 80（4）： 362-374.

[90] Havbaker T， Radeloff V， Hammer R， et al. Road density and landscape pattern In relation to housing density， land ownership， land cover， and soils[J]. Landscape Ecology， 2005， 20（5）： 609-625.

[91] Hammer R， Stewart S， Winkler R， et al. Characterizing dynamic spatial and temporal residential density patterns from 1940―1990 across the North Central United States[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4， 69（2）： 183-199.

[92] Ihlanfeldt K. The effect of land use regulation on housing and land prices[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07， 61（3）： 420-435.

[93] Galston W， Baehler K.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Connecting Theory， Practice and Possibilities[M].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1995： 123-138.

[94] Knapp T， Graves P. On the role of amenities in models of migr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19， 29（1）： 71-87.

[95] Snepenger D， Johnson J， Rasker R. Travel-stimulated entrepreneurial migration[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1995， 34（1）： 40-44.

[96] Taylor L， Smith K. Environmental amenities as a source of market power[J]. Land Economics， 2000， 76 （4）：550-568.

[97] Biagi B， Lambiri D， Faggian A. The effect of tourism on the housing market[A]//Handbook of Tourism and Quality-of-Life Research[M]. Netherlands： Springer， 2012： 210-234.

[98] Howe J， McMahon E， Propst L. Balancing Nature and Commerce in Gateway Communities[M].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1997： 88-102.

[99] Gill A. From growth machine to growth management： The dynamics of resort development in Whistler， British Columbia[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0， 32（6）： 1083-1103.

[100] Stimson R， Minnery J， Kabamba A ， et al. Sun-belt Migration Decisions： A Study of the Gold Coast[M].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1996： 44-57.

[101] Walmsley D， Epps W， Duncan C. Migration to the New South Wales North Coast 1986-1991： Lifestyle motivated counterurbanisation[J]. Geoforum， 1998， 29（1）： 105-118.

[102] Rudzitis G. Amenities increasingly draw people to the rural west[J]. Rural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1999， 14 （2）： 9-13.

[103] Daniels T. When City and Country Collide： Managing Growth in the Metropolitan Fringe[M].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1999： 99-123.

[104] Theobald D. Landscape patterns of exurban growth in the USA from 1980 to 2020[J]. Ecology and Society， 2005， 10（1）： 1-32.

[105] Gosnell H， Abrams J. Amenity migration： Diverse conceptualizations of drivers， socioeconomic dimensions， and emerging challenges[J]. GeoJournal， 2011， 76（4）： 303-322.

[106] Satsangi M， Dunmore K. The planning system and the provision of affordable housing in rural Britain： A comparison of the Scottish and English experience[J]. Housing Studies， 2003， 18 （2）： 201-218.

[107] Campbell H. Interface： Planning for the countryside in the 21st century （but which and whose countryside？） [J]. Plan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2003， 4 （1）： 75-99.

[108] Murdoch J， Lowe P， Ward N， et al. The Differentiated Countryside[M]. London： Routledge， 2003： 34-38.

[109] Lynch P. Homing in on home hospitality[J]. The Hospitality Review， 2000， 2（2）： 48-54.

[110] Wu Yuefang， Xu Honggang. 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and socio-cultural impact of tourism real estate in the ancient of Dali[J]. Human Geography， 2010， 114（4）： 67-71. [吴悦芳， 徐红罡. 大理古城旅游房地产的发展及社会文化影响研究[J]. 人文地理， 2010， 114（4）： 67-71. ]

[111] Xu Wenxiong， Bao Jigang.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influential factors of vacation-oriented second homes： A case study on Sanya City[J]. Journal of Yunan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06， 38（5）： 63-67. [徐文雄， 保继刚. 度假地型第二居所空间分布和影响研究――以三亚市为例[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38（5）： 63-67. ]

[112] Wu Yuefang， Xu Honggang. A literature review of second residence tourism： Implication on mobility analysis[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2， 31（6）： 799-807. [吴悦芳， 徐红罡. 基于流动性视角的第二居所旅游研究综述[J]. 地理科学进展， 2012， 31（6）： 799-807. ]

[113] Fan Wenyi. Study on social space of tourism-oriented small town： Case of Yangshuo， Xing’ping and Daxu in Li River Area[J]. Study of Ethnics in Guangxi， 2010， 100（2）： 192-196. [范文艺. 旅游小城镇社会空间问题研究――以漓江流域阳朔， 兴坪， 大圩调查为例[J]. 广西民族研究， 2010， 100（2）： 192-196. ]

[114] Peng Lijuan， Xu Honggang， Liu Chang. A social exchange approach to the mechanism of personal spatial transformation in Xidi Village[J]. Human Geography， 2011， 26（5）： 29-33. [彭丽娟， 徐红罡， 刘畅.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西递古村落私人空间转化机制研究[J]. 人文地理， 2011， 26（5）： 29-33. ]

[115] Li Wangming， Gao Yichen， Wang Ying， et al. Spatial harmonization of village in scenic area： A case study of Longjing Village in the West Lake scenic area[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3， 37（8）： 46-51. [李王鸣， 高沂琛， 王颖， 等. 景中村空间和谐发展研究――以杭州西湖风景区龙井村为例[J]. 城市规划， 2013， 37（8）： 46-51. ]

[116] Wang Yongqing， Lu Lin. Residents’ construct space strategy of destination[J]. Resource Development & Market， 2008， 24（11）： 1038-1041. [汪永青， 陆林. 旅游地居民的再创空间[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08， 24（11）： 1038-1041. ]

[117] Hammes D. Resort development impact on labour and land market[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4， 21 （4） ： 729-744.

[118] Marks R. Conservation and community： The contradictions and ambiguities of tourism in the Stone Town of Zanzibar[J]. Habitat International， 1996， 20（2）： 265-272

[119] Beyers W， Nelson P.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forces in the non-metropolitan West： New insights from rapidly growing communities[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0， 16（4）： 459-474.

[120] Lindberg K， Johnson R. The economic values of tourism’s social impacts[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7， 24 （1）： 90-116.

[121] Gallent N， Tewdwr-Jones M. Second homes and the UK planning system[J]. Planning Practice and Research， 2001， 16 （1）： 59-69.

[122] Hettinger W. Living and Working in Paradise： Why Housing is too Expensive and Why Communities can Do about It [M]. Windham： Thames River Publishing， 2005： 72-103.

[123] Chen Zhanshi.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owns and scenic areas： A case of study of towns in Gulin Lijiang scenic area[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05， 29（1）： 84-87. [陈战是. 小城镇与风景名胜区协调发展探讨――以桂林漓江风景名胜区内小城镇为例[J]. 城市规划， 2005， 29（1）： 84-87. ]